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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尽管这个时间跨度可能相当长。

第二，减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觉得今天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重要的全会，重点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  牢记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教训 上海证券报：四万亿经济刺激带来的后遗症还在发酵，大量的货币投放并没有如愿进入实体经济。2004年之后，农民工的工资急速上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是12%，一直到现在增长还在继续。对于长期结构性因素，应该从供给方也就是增长能力来解决。  经济增长减速源于供需双重因素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什么？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因素？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制约，也不是短期冲击，而是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挖掘潜在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和新的增长源泉，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如户籍制度、教育培训、企业改革和生育政策等。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落实《决定》中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更大贡献，首先要加大公益性国有资本的比重。

在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强调部分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投入到公益性领域。对《预算法》第十九条中预算收入的第二条，由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改为使用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依法上缴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成。将军工科研类国有企业收益上缴比例由目前的5%提高到2020年的10%。

明确界定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设立投资目录，增加国家安全类国有资本投资。  提高国有资本收租分红上缴国家财政比例 严格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明确各个领域国有资本收租分红的约束性指标。

在界定功能定位并分类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评价和考核。而这又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建议尽快修改《预算法》，把国有资本收租分红明确纳入《预算法》的范畴，逐步把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具体建议如下：将烟草类国有企业收益上缴比例由目前的20%提高到2020年的40%。

《决定》更强调国有资本的公益性。来源：北京青年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益性 国有资本配置 。与到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适应，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类国有资本投资。国有资本从房地产、酒店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推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

  明确公益性国企定位 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可以划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大类。国有资本从自然垄断行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可竞争环节退出。

也有专家提出还有介乎二者或二者兼有的国企。第二，要重点增加三类公益性国有资本投资。

当前的主要情况是，各方面普遍重视混合所有制，而对《决定》提出的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客观讲强调得还不够，也很少见这方面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我认为，同以往相比，《决定》强调今后要逐步把更多的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方面，应当说在强调国有资本公益性上比以往有重大突破。新阶段社会对国有资本作用的预期发生重大变化。我认为，新阶段老百姓关心的重点主要不在于国有资本规模增大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而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分享国有资本增值创造的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第三，将部分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基金。建立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架构的监管模式。

目前，大概是80%左右，显然过宽。要制定出台国有企业支付国有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的法律法规。

这次《决定》非常明确地提出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将资源类国有企业收益上缴比例由目前的15%提高到2020年的40%

中央层面，推广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和范围，把建机制与减轻税负相结合。这种模式由于投资效率下降而失去动力。

结果是公司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另一个后果是，许多贷款流向了房地产行业。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与就业相联系，7%左右的速度应是底线，没有7%的速度，每年新增1000万左右的就业就没有保障。深化改革要以割除扭曲和隐性担保、强化制度为中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整个中国正处在转型中，孕育着巨大机会和希望。

我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了给高速增长的投资筹资，企业和地方政府既从银行也从非银行金融实体（所谓的影子银行）借债。

投资效率下降，大量债务积累，收入差距拉大和环境恶化正在威胁着未来的增长前景。我们要向改革要动力，包括对金融部门、国有企业、汇率和地方政府进行改革。

7%也是10年翻一番的数理基础，因而被称为7%黄金规则。尤其是减少预算外支出，进一步约束信贷扩张和控制投资增长，可以帮助减缓风险，却也会影响当前的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却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的需求管理政策要集中在减少经济的脆弱性和运行风险，同时又要避免经济增长率滑坡太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是投资和信贷扩张推动经济增长。今年增长目标是7.5%，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潜在的挑战也不少。

至于多高是一定的速度，我们可以讨论。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我国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不然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货币政策方面，虽没有大幅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却两次定向降准，给市场发出明确的相对宽松信号，强调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实施这一模式的结果是资源大量错配和金融的风险积累。

必须面对的挑战是，经济增速换挡、减少风险累积和转型到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轨道要同时进行。对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把暂免小微企业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长期措施。